徐亨试着按照父亲说的角度，去联想了一下这些年江南地区的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确实，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
今天变个亩税、明天搞个青苗贷、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
许多变化，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
先是亩税改革，紧接着就是青苗贷。两者结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主不如佃”的情况，立刻发生了扭转。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绅的地种。一大原因，就是大顺把人头税、其余杂费，摊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
亩税改革之后，地价上升，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而是视若珍宝。
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
纯佃农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场做工，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
松江青苗贷的出台，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
其实，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
虽然，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
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
但是，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如果不对士绅加税，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地租和加税无关，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
这两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
这是“合法”的政策变动。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敬天爱民”的牌匾为大义，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
这几套政策下来，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被刘钰锁住了。
就像是挖了个水池，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只留下了三个缺口：定死了额度的海贸、南洋开发、新兴工业。
要么，往这边流。
要么，憋死在池子里。
资本要流动才有利润，肯定不想憋着。
原本还有土地、高利贷、囤地等几个缺口，现在这几个缺口，至少在苏南几府，被堵死了。
在刘钰名单里的豪商想带着资本逃离松苏，结果就是被扒了层皮，痛不欲生。
西洋贸易公司和对日贸易公司，作为大顺的“发钞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畴。筹备的银行，要求金银利润发兑换券，承诺随时可以兑现，但问题是这些纸币，现在来看通用范围只有苏南、南洋、鲸海，以及依托辽河和天津的煤铁区。
想换白银跑路，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说可以随时兑换，但兑换了干啥，得备案一下。
而这个银行的强制纸币兑换，又是以贸易的高额回报率为基础的，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要么，放弃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的叫人眼晕的利润；要么，接受纸币。
实际上大顺这些年，只开发了一个云南的铜矿，缓解了小额货币问题。但大顺并没有超大的银矿和金矿，所以大顺每年增加的“货币”，可以说，全部都来自东洋贸易公司和西洋贸易公司。
刘钰也没有动存量，而是动的比较容易动手的货币增量。
东西洋贸易的货币增量，又是巨大的。
从明朝到现在，纯粹从外面流入的白银，已经达到了7万吨，折合22亿两。而在明朝之前，中国的总存银量，可能还没这个数的三分之一。
这还不算日本贸易的流入。
是以刘钰直接抓住了流入的关口，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银都是以纸币的形式增发，而纸币现在又确保可以换到足额的白银，但纸币又不是全国流通的。
这类似于在松苏南洋等地，搞了一个“外币区”。而要在大顺其余地方花钱，要用大顺的本币，白银和铜，别的地方暂时根本不认纸币。
徐家这样的豪商，有钱吗
非常有钱，身家数百万。
但是离开这几个特殊地区，就没钱。
而这几个特殊地区，可以说，不管是奢侈享受，还是吃喝嫖赌，都不影响。
要是苏南地区都满足不了了，那别的地方估计更不行。
既如此，也难说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只能说，他们的钱不自由。
很不自由。
刚搞的时候，众人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觉得拿着白银还有损耗、大额交易还麻烦，搞纸币兑换券当然更好。
可等到人们逐渐接受后，商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上面还有枷锁。
这些缓步进行的改革，当一件件都被联系到一起后，也就成了徐涛嘴里的那个反问。
“现在呢”
一只有形的手，死死控制着这些海外贸易增值资本的流向。
因为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确信，要靠无形的手，这些增值的资本保管奔着土地和放贷去了。
但非全国流通性纸币这最后一道枷锁落下之后，就出现了徐涛现在感叹的这副场景：
国公说，在商言商，咱们要讲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本官是不会用官府手段强迫你们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的
反手就是一整套政策，让利益最大的买地和放贷难行。
只是先把狗脖子上拴上绳子，然后在绳子范围内，将其最爱吃的咸鱼和腊肉上抹了一堆辣椒粉和老鼠药，所以狗就自愿去吃剩馒头了。
不信可以去问问狗，是不是自愿去吃剩馒头的。
当然，这里面看似还有个问题，就是别处的狗，依旧可以吃咸鱼和腊肉。而且别处的狗，会看到这边只能吃剩馒头，不想来。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个“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特殊情况。
一来东西洋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每年的增值足够支撑大顺缓步的工商业发展了，其余别的地方的猫爱来不来，不差那么几个，自己在家乡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去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二来，虽说相对于买地和放高利贷，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红，算是剩馒头。但比剩馒头强的，就咸鱼和腊肉，剩下的还不如剩馒头呢。
三来，12的年息，大顺投资的士绅或许还要捏着鼻子，觉得冤。可放在此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12的年息，能被投资者把门槛挤破了。至少大顺不怕资本外流，反正刘钰不信哪个傻子会宁买自由的、5的英国国债，也不买大顺官方监管的12到15的干涉股。
四来，大顺特殊的手工业畸形发达，人力成本极低，平均日工资是伦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也是其三分之一，使得大顺只要打开欧洲市场的销路，资本积累就源源不断，已有的基础足够，而不需要别处士绅的投资了。
毕竟这是个棉布贸易战中，靠纯粹手工业，与英国蒸汽机从1767瓦特年对冲到90年代，手工纺织业居然只崩了一半手工纺肯定崩了，手工织却因为纺崩了纱便宜而大发展，以至于到甲午战争开打的前一年，南通土布居然靠着机器棉纱反推了一波几乎无关税的洋布的神奇的勤劳国度。
没有比下述事实个能说明我们的纺织品在中国的困境：在条约签订后，实际上运往伦敦的生丝，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彻斯特棉布包装的。因为那是在江苏所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包装品比他们本地人常用做包装的杭州粗棉布，还要无价值。
大顺的特殊国情、特殊的货币发行渠道、特殊的资本增值速度、特殊的人力成本优势，使得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顺用，用在别处还真就不行。
用在荷兰，不要说搞这么“严苛”的管制政策，就是把不禁金银出口流动这一条改了，明天伦敦就成金融中心了。
大顺现行的工商业政策，是“朝廷允许商人赚钱、鼓励商人赚钱，但只允许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赚钱的地方赚钱”。
刨除掉这些政策之外，最后才是徐涛所说的“傻子是可以被替代”的，这是用官僚勋贵来吓唬商人，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只能吓唬，不能真的做。
这些政策的影响，有些是徐涛这样的商人能感觉的，有些是感觉不到理解不了的，有些是最不重要但却被这些商人以为是最重要的
但这些政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徐亨顺着父亲提出的思路联想了一阵后，忍不住叹息道：“如今看来，国公对付我们，也是类似于他对付荷兰人的手段，逼着荷兰人不得不按他定好的步骤走下去。迁锡兰、成合作，而至于并无激战。实则结局早已在国公伐日本断了南洋糖销路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父亲不觉得有些害怕吗这一步步的算计着我们，名诱实逼我们按他定好的路子走。”
徐涛反问道：“不然呢你知道往哪走吗你想走成什么样呢”
徐亨犹豫了一下，见四下无人，小声道：“终究他是官，我们只是民。若如荷兰制度，我最是喜欢，我等商人方可为四民之首。”
徐涛倒是一点不惊，毕竟和西洋人打交道多了，商人自然心里羡慕荷兰的制度，很多人都想过。
遂笑道：“倒也简单，只是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吹口气，先灭了松江府驻扎的两万良家子，再灭了天津威海旅顺的舰队，然后灭掉驻扎京城的七万京营野战新军，这就算开了个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