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