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跟周赫煊之间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从锦州战场回来以后，张学良就没有再见过周赫煊，两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认识一般。
“张学良此人，误国甚矣”
这是胡适来天津拜访周赫煊，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九一八事变”对胡适刺激很大，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写关于东北的文章，并第一个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九一八”的观点。
“九一首诗：“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安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这首诗写的是刘永福、唐景崧等人，当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率众拒日保台的事迹。他把当日的台湾，比作今日的东北，怀念刘永福这样的抗日志士，又恨自己书生无用，不能提刀驱赶日寇。
胡适如今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邻居。 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则住在4号。
“可恨啊，可恨，”胡适痛心地说，“日人欲侵略我东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无遗。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军阀，都忙于内斗争地盘，竟把广袤的黑土地让于日人”
正如胡适所言，不仅是周赫煊这个穿越者，当时好多国人都看到了日本对东北的威胁，却只能眼睁睁的目睹局势恶化。
胡适有个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质学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给胡适写信，说他最近在研究日本问题，深切地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就在九一江还同游半个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华野心。
周赫煊无奈地说：“就像甲午海战一样，国人的心要被彻底刺痛，才能奋发图强。”
胡适苦笑道：“我们以前喊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现在国难当头，学术和科学都不顶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两日自嘲，说知识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言语虽粗鄙，但说的却是实话。”
“饭桶也是有些用处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适说：“我这个饭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后发现很无奈，顶多站出来喊几声口号，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周赫煊说：“口号也需要有人喊。声音大了，才能震耳发聩，国家和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我也是这个想法，”胡适说明来意，“我们不仅要喊口号，还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学术性。我跟几个朋友，准备创办一本独立评论杂志，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局势，以开国人耳目眼界。明诚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请加入进来”
独立评论属于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论性杂志，主编胡适、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不拿任何工资报酬。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章，被常凯申三次召见，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