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大家还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在伊诺瓦底江建一座钢铁大桥，比如组建缅军，比如在缅甸大兴工业，这些蒋浩然也没有再隐瞒，事实上，就算隐瞒也瞒不了多久。
这几个消息一公布，底下顿时一片惊呼声，蒋浩然太大胆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不请示军委会，自己直接就做了，简直是目无法纪、目无委员长。但大家也没有在底下议论，都把眼睛盯着委员长，看委员长怎么飙。
但让大家很失望，委员长居然气定神闲，脸上宠辱不惊，一直等蒋浩然说完，才轻飘飘地问了一句，“你在缅甸组建缅军，英国人能同意吗，你准备怎么应付他们”
面对委员长的提问，蒋浩然突然露出了一个很邪恶的笑容，道：“委座，您也别太把英国人当回事，现在不是我们看他们脸色的时候，而是他们有求如我们，他们不同意我们组建缅军，担心我们在缅甸做大，那好呀，我们现在就撤出缅甸，让他们自己派兵来对付日本人一张南京条约，就把我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几十年，有些债，我们要慢慢追回来了，不能再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
委员长一愣，瞬间明白了蒋浩然的意思，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他比谁都懂，现在英国日落西山，是中国人挺起腰杆的时候了，蒋浩然的话虽然糙点，但理不糙，委员长默默地点头，似是认同了蒋浩然的做法。
事情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倒让下面的人有些目瞪口呆，但很快就有人从委员长的淡定里看出点端倪，这事蒋浩然早就上报了委员长，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否则不管怎么说，这么大的事情不上报，那就是大过，以委员长的肚量，绝对不能容许这种事情生。
其实，委员长的确昨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只不过是通过罗卓英汇报，当时委员长还真就火冒三丈，多亏了夫人从中斡旋，才息了委员长的雷霆之怒。
用夫人的话说，这事其实也不大，在伊洛瓦底江修建钢铁大桥，那是为了印缅滇公路畅通做准备，是国之大计，在缅甸大兴工业，那也是为了抗战有一个坚实的后勤基地，慢慢摆脱外援的束缚，而且两项计划都没有向党国要一分钱，全都是蒋浩然通过自己的方法争取外援的结果，至于那些生产设备，短期内根本无法运回国内，如果不能尽快挥作用，有了也等于没有，蒋浩然是为党国的前途做长远考虑的，有功无过。
至于组建缅军，很明显，蒋浩然在缅甸下了这么大的手笔，这缅甸是没有打算再交给英国人了，就算不能让缅甸成为中国的附庸，那也会让缅甸独立。蒋浩然既然能做得这么明目张胆，肯定是早就有应付他们的办法。
但委员长气的其实也就是蒋浩然隐瞒不报，私自做主，这简直是无视他这个领袖的存在。
夫人又说了，这些事情如果上报军委会，没有一件能通过，因为没有一件事情能经得起仔细推敲，缅甸还在日本人手里，站在眼前的战局上来看，没有人会认为蒋浩然就一定能占领缅甸全境，所以建桥、大兴工业的设想在正常人看来那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既然通不过，与其到时候去抗命，还不如先斩后奏。
夫人长着一颗七窍玲珑心，三言两语就把委员长说得没有一点脾气，而且还盛赞蒋浩然雷霆铁腕，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党国大业，还劝说委员长不但要理解他，还要尽全力帮助他。
说实话，蒋浩然赴缅之后，所做的一切让委员长颇感欣慰，尤其在谈判和处置两艘航母的问题上，让委员长放心不少，对他的戒备也有所减轻。所以，夫人的劝说很容易就让他接受了。
所以，这才有了委员长现在的淡定，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在告诉众人，自己对于一切早已了然于胸，既掩饰了蒋浩然的无理，也为自己保存了颜面。
对此蒋浩然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夫人为他做的一切，当然，这种情况是他没有意料到的，也是他乐于见到的。
介绍完缅甸的情况，蒋浩然没有停歇，直接说出自己此次回国的真正目的光复武汉。
此消息一出，大家再也淡定不了，底下哗然一片。
何总长第一个站起来说话：“开什么玩笑，现在滇缅公路还没有打通，驼峰航线的运输量根本无法保证战场的需求，部队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时候提出光复武汉拿什么跟鬼子打，用刺刀吗”
何总长话音一落，薛岳就接过话题说道：“对，我赞同何总长的话，虽然休整了大半年的时间了，但自武汉会战之后，接着又是南昌保卫战、33基地保卫战、反攻武汉战役等大战役，小战役更是不计其数，部队一直没有恢复元气，我第九战区如此，德公的第五战区我相信也好不了多少，兵力不占优势，后勤没有保障，真打起来，我们没有胜算。”
薛岳的话说完，副总长白崇喜扯了扯将军服，也站了起来，道：“子谦老弟啊，这次我也不觉得现在是光复武汉的好时机，道理很简单，我先不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日军抗衡，这场战役我们会有多少胜算但眼前，日军正在全力剿共，我们把敌后的部队撤出来，也是这个目的，腾出地方给日本人收拾共军，眼前效果显著，共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据说他们的十几个抗日根据地就只剩下两三个了，兵力相比半年前起码锐减三分之二，这个结果是我们求都求不来的，相信再有个半年一年的，他们就算不被日军全歼，至少也不会再具有跟抗衡的资本。所以，我们眼前根本没有必要去打破这种平衡，让他们再去咬一阵子，我们安心养兵，等着坐收渔翁之利。一旦滇缅公路畅通，的后勤有了保障，经过长时间的休整，也兵强马壮，共军也所剩无几，那时候才是我们光复武汉的最佳时机。”